一本小书，关于一位出身工人阶级的同性恋法国作家如何回溯自己的家庭、个人身份的构建，经历而展开的一系列评述和分析。

书的内容对我而言，不存在过多意外或者震撼的感觉，而是deja vu。因为无论是阶级的出身，还是性向的难题，我在浩如烟海的个人生活中所察觉到的，似乎比作者试图论述的还要复杂而暧昧，尤其是掺杂了中国人这一身份时，事情卷曲的程度更加剧烈。再加上，左派思想和媒体世界一直所强调的个人主体性对抗结构，虽然与迪迪埃的坚持有些区别，但终究在思想的倾向上也相差不大。

迪迪埃的两重身份：工人阶级出身和同性恋，构成一对张力，使其必须择其一而行，在恶劣的家庭环境、时代和内心的推动下，很自然他选择忽视自己的出身，找到一条更小阻力的道路。这个故事看起来仿佛也并不怎么新鲜，永远的小镇青年的故事，再加上一条同性恋的驱动。但迪迪埃的叙述中，对于阶级的决定性力量是充满细节的，他直接指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指到读的人眼前，你看，你无论看起来是怎样自由、无人干涉的选择，终究是被决定好的。这一条尤其用在知识分子身上令人感到透彻：知识分子的精神超越性是传统中唯一一条看起来有可能的道路，因为天赋可能是天生的。但迪迪埃的经历让人意识到现实生活的广阔光谱，和尤其体现在知识分子身上的阶级性烙印：思想也是一个具有拓补结构的市场。什么样的思想家影响你，你拥有什么样的趣味，知识、艺术和阶级之间的关联性。教育是一场盛大的淘汰，自由仅仅在最为富余的最上面（比如他比较索邦大学和其它地方的学校）能够体现，它是一种surplus。当然最终，迪迪埃通过否定自身出身和同时强化自身这两方面，找到了社会急需他的地方：他成为了一个关于这些方面的作家，赢得了如他描述的奖励：

“写作对于我来说不是早已存在于我的玩具和积木塔中的，一种来自未来的召唤，不是在大人们惊愕而慌张的目光中说出早熟的话语，它不是一种在多年之后定会浮出水面的召唤。相反！另一种宿命等待着我：我必须拉回自己的欲望以便它能与我的社会可能性相符 。所以我必须抗争 （首先要对抗自己），来适应学校生活，来为自己创造那些他人在出生前就已经被赋予的权利。对于一些优等阶级来说显而易见的人生坦途，我却需要独自在黑暗中探索。甚至，在很多时候，我需要自己开辟道路，因为许多已经存在的道路对像我 一样的人并不开放。我在1990年代中期获得的新身份以及我当时所处的新的国际化环境，对我的作用就相当于阶级习惯和中学、大学直达通道对另外一些人的作用，他们在生命历程的早期便获得了这些，而我在很久之后才获得它们。”

迪迪埃对于性身份的论述应该是他著作中的重要部分，所以在本书没有非常多的篇幅论及，但思考之完整和强烈已经可以看出来。比较令人心有戚戚焉的语句如下：

“我们并不是无中生有地创造了自己的身份：社会秩序强加于我们的东西，我们在此基础上，通过漫长而耐心的努力，塑造了自己的身份。”

“对于这些问题，这些是唯一的答案：社会裁决的独断专行，和它的荒谬性。就像卡夫卡在《审判》（LeProces）中写的那样，我们不可能找到宣布这一判决的法院。它没有具体的地址，它并不存在。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时，判决早已生效，在我们生命历程中的这一时刻或是那一时刻，我们会成为那个已经被交付社会裁决的人，我们被判处生活在控诉人的指控当中，我们能做的，只剩下勉强地保护自己免受伤害，尽量应付自己的“下流身份”，就像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 )《污名》(Stigma ) 一书副标题说的那样'。这一厄运，这一我们必须与之共存的判决，在自我的最深处安插 了一种不安与脆弱感，还有一种蔓延开来的焦虑，同性恋者的主体化必然带有这一焦虑。”

迪迪埃实际上强调的是对于同性恋而言，社会与他们之间的张力，构成了他们自我意识和文化的主要来源，一切社会化都在性侮辱和性压抑以及漫长的反抗和重建中完成。甚至我补充于此的是（可能是他没说完的话），同性恋的不自由就在于他们必须与性做这样的叙事，别无他法。

迪迪埃在我看来，是积极自由反抗的人，出于阶级和性身份，必然更强调抗争和变革。但他也意识到现实的扭曲之处，和命运的不可抵抗。以下话语，即是：

如果用戈夫曼（Goffman ）的话说，要使这股伤害人的力量永远消失，只是调转这种伤害或者重新解释和理解这种羞辱是不够的。我们总是勉强地在这些羞辱带来的伤害和用骄傲的态度看待羞辱之间保持平衡，艰难前进。我们从来不曾自由，或被解放。我们可以或多或少地解除社会秩序及其压迫力量每时每刻施加在每个人头上的压力。借用伊芙•科索夫斯基-塞吉维克（Eve Kosofsky Sedgwick） 精妙的讲法， 如果羞耻是一种“使人变化的能量”，那么历史的痕迹从来不会在自我变形的过程中缺席：这种变形包含着过去，仅仅是因为这就是使我们进行社会化的世界，历史在很大程度上留存于我们体内，就如同它留存于包围我们的、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一样。我们的过去也是我们的现在。所以，一方面我们在重新创造、重新建构自己（它就像一个永远不能完成的任务 ），但另一方面我们什么也没有创造，什么也没有建构。所以用改变或者“行动力”（agency）来对抗决定论以及社会秩序和性规范自我再生产的力量，或者用“自由”的理念 对抗“再生产”的理念是徒劳无功的，因为这些维度之间的联系无法割裂，它们之间相互重叠相互影响。虽然决定论并不是承认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被改变，但它认为，异端行为（它挑战着不断被重复宣扬的正统理念）的影响是有限而相对的：绝对的“颠覆”并不存在，它不比“解放”更真实；我们在特定时刻颠覆了一些事物，我们稍稍改变了自己的位置，我们只是较之前有一点变化，向旁边挪了一小步。用福柯式的术语说就是：不应该幻想不可能实现的“解放”，我们至多可以跨越一些历史设置的、约束我们生存的边界。我当时的基本观点便是萨特在那本关于热内的著作中写的：“重要的不是我们将自己变成了什么 ，而是我们在改变自己时做了什么。”这句话很快成为我生活的准则 。这是一条苦行的准则：一场自己改变自己的劳作。“